安慰剂效应(90)

　　冻伤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，我经常看着自己失去知觉的一部分躯体笑出声。躯体恢复知觉的过程很痛，比冻伤的那一刻还要痛，就好像手和脚原本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一样。
　　不过，也多亏这段痛苦的经历，我可以亲身体会到哈勒米诺人的物种观与人观，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将“身体”作为“中间状态”的信仰。
　　哈勒米诺人对身体和感官具有一种天然的崇拜。每一个猎人在狩猎时，都会最大程度地去调动自己的感官，尤其是嗅觉。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气味去判断猎物的种类、位置、性别和年龄。
　　正因于此，每当我去设想，如果灵魂当真不灭，那我来生还有没有机会遇见你的时候，都会感到特别欣慰。因为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竟然可以在这偏远的科迪维耶成为现实——相隔万里的两个人，依然能够通过被夸张到可以凌驾在距离之上的嗅觉能力，捕捉到一丝佛手柑的香甜，去感知彼此的存在。
　　最近，我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几句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的诗，我也常会去想，如果当初决定去西边的话，眼前的景色会不会更贴合书里描述的画面？
　　但住在贝加尔湖畔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段经历好像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，它更像是对内在自我的一种探寻——我开始接受了先前学者提及的“视角主义”，它让我毫无负担地抛却了执念。而我曾经苦苦思索而未得其解的那些问题，也随之变得无关紧要了。
　　就像鲁迅说的那样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。我现在会觉得，这世上的万事万物，与我有关，却又没那么有关。可惜的是，我现在的思考程度，还不太敢去定义这种含混的思想是否就是世人论及的“中庸”，但我能确认的是，这种肩负责任却又一身轻松的感觉，让我非常的自在。
　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哲学家们从未停止过关于信仰与存在的争辩。他们常说“万物皆有灵”是仅属于土著人的一种信仰，而我却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　　尤其是在来到西伯利亚后，我会不自禁地去与非人类的生物共情——仿佛我和森林里的雪、松树、麋鹿没有任何的不同，就如同在我的世界里，你和夜空中的月亮，以及泛着暖光的太阳没有任何不同一样。
　　从我读博开始，便觉得学术研究是一件失望伴随着希望的事。因为理想只是少数情况，我们费尽心思研究的事物，得到的结论往往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，所以大多数时候，还是失望居多，希望占少。
　　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份悲观情绪太强了，就连我的学生竟然也都开始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态。但我不得不感叹一句，她们的觉悟真的比我高太多了。
　　院里面的老师都觉得我爱惯着学生，其实我只是嫌麻烦，有些事交给她们去做，还不如自己一口气做完算了。可有时候连学生也爱夸我，说我相信女性身上的力量。这份夸奖实在是受之有愧，因为直到今时今日我才发现，我的这份“相信”远远不够，她们身上的乐观与坚强早已超越了我贫瘠的想象力。
　　起初，我还觉得带新明和许璐来这苦寒之地实在是难为她们俩了，而现在却变成了，项目缺少她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都不行。
　　项目一开始就是寸步难行的状态，初期的进展也并不顺利。老一辈的哈勒米诺人，有时连俄罗斯人都排斥，觉得非本族人身上天然缺乏民族归属的气味与标志。作为“外乡人”，我们贸然地闯入其中，少不了碰壁和抵触。
　　异国他乡，水土不服，忍饥挨饿……简直可以说是地狱难度的民族志调查了。
　　寒冷尚且可以克服，语言不通才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
　　明明无数书籍和参考文献都在说，由于哈勒米诺人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经济的变动，母语已失去了主导的地位。而实际情况却是，当地使用哈勒米诺语的村民仍不在少数。尤其是当他们谈及重要话题时，使用的语言一定是哈勒米诺语。
　　英语不通，法语不通，俄语使用的范围又极小，沟通又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，横亘在我们与哈勒米诺人之间。
　　项目没有进展的可能性，我和柴老师都毫无头绪。
　　可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正当我想着怎么去安慰那两个孩子时，她们竟然莫名其妙地傻乐了起来。寂静的木屋瞬间塞满了她们无忧无虑的笑声。
　　人类真的很有趣，埋藏在人类心中的希望又是另一番魅力。大家明明上一秒还在咬牙切齿地怨念冻伤带来的折磨，下一秒就乐呵呵地开始谈天论地了。
　　后来，还是多亏了许璐。她找到了雅库特语和当地哈勒米诺语之间的像似性。技巧、语境和不得不快速学习的压力，让我们能够尽快习得这个陌生的语言，在无功而返的困境中，寻找到了一丝希望。
　　在建立了交往和信任关系后，我们终于被一家猎户接待——不只是主客之间的利益往来，而是完全的接纳与欢迎。
　　慢慢的，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关于森林生存的必备技能，逐渐学会狩猎、学会捕鱼、学会制作当地的手工艺品。
　　忙碌开始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，我每天再无暇用哲学基础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存，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杀戮，什么是牺牲……当地人朴素实在的实用主义，让我想丢掉一切理性思考和学术分析的框架，只执着于眼前的一条鱼、一口肉和一杯酒。
　　寄居森林让我觉得无比安全，我觉得自己终于和动物一样，蜷缩在天地一隅，四处为家，无所畏惧。或许人类本就应该属于森林，当本能被激发，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自洽感方能应运而生。
　　即便对学术研究再感兴趣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件相当枯燥乏味的事情。我说过，我原本无心丢弃量化的路径依赖，尝试质性研究只是闲暇打发时间的一种娱乐，但你的出现，让我越来越向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。
　　“理解”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但“试图理解”却太难了。个体的主观意识总会在理解的道路上给予各式各样的阻挠，以至于思维经常懒惰地选择停滞。我不知道自己承载了怎样一份幸运，能够鼓起勇气，再次走进人群、走至角落，更换一个崭新的视角，去重新理解人类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。它很枯燥，但又实在快乐。
　　从蒋新明成为我学生的第一天起，我便意识到，这是个比我更适合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当她和许璐梳理出抛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和我探讨时，我们的想法又不约而同地合到了一起。
　　这是个很好的预兆——预兆着研究材料的充盈，预兆着研究思路的一致，预兆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它预兆着我能早些回来见你。
　　我最近经常想到拉里，去想他所追求的神秘与宁静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？看来高中确实不是我与《刀锋》相遇的最佳时期。当时的我很难想明白，为什么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制约下，拉里的追求仍未成为“批量生产”的思维范式？
　　而当身体健康开始成为我反思内心的契机之后，我才逐渐意识到，或许内心的变动与外界的波折一样难以预料。就像哈勒米诺人常说的那样，在豺狼的认知中，人类才是与他们争夺食物的恶类。
　　我们总是活在语言的世界里，活在由他人审判的世界里。隐喻太多，以至于忘记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，错误地将表象以为是真实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或许自由和追求同样是束缚人类的枷锁。
　　所以我想试着放弃过往的一切执念。
　　既然生活已经因为抑郁症而脱轨，那么就让它随心所欲地行驶吧，它本就不应该受我的管控。
　　我不知道在你们精神病理学的领域里，“疾病”是如何被定义的。是否人类必然要遭受一定程度病痛的折磨？是否精神类疾病也像病毒和细菌一样，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？
　　从确诊抑郁症到现在，我好像对它的恐惧感在逐渐降低，可能是因为我在试图习惯它，也可能是因为它也在不停地熟悉我。但总之，抑郁症越来越像我的一个邻居，一个情绪多变的朋友，一个想要逃避时的借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