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兰生卖东西很忙，也没工夫研究别人。
　　绘制地图就讲究时效，开学久了就卖不掉了，谢兰生一直画到两手发酸，手指发肿，两只眼睛全是重影，才紧赶慢赶，终于是在9月1号6000块钱给凑齐了。
　　总算可以进入后期了。
　　他心潮澎湃。


第20章 《生根》（十八）
　　对《生根》的后期处理, 谢兰生在一开始的打算就是去澳洲做, 包括剪辑、配光、冲印、配乐。
　　在中国大陆, 没有电影拍摄许可连冲胶片都不被允许，各洗印厂在接单时首先做的就是查验手续是否齐全，因此, 谢兰生的这部电影必须送到国外冲洗，香港也行。何况，谢兰生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些洗印厂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, 甚至还会出现机械有故障或显影液不稳定这种低级错误, 让一切都功亏一篑。
　　对于具体在哪国做，谢兰生选择了澳洲。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冲印技术最好的国家, 连好莱坞的动作片都经常被送去做后期。澳洲公司态度认真，剪的片子质量过硬, 懂很多国内洗印厂不懂的小门道小技巧，在价格上也并没比香港公司贵上许多。
　　带着美好的憧憬, 谢兰生在预算以内选了一家好的公司，叫ABC LAB。
　　谢兰生的资金短缺，他没办法让对方先冲洗一个样片出来、他看一看再跟剪辑一起讨论剪辑方向, 他甚至都不能亲自飞去澳洲跟LAB的人面对面地讲述要求。他只能在电话里说, 让LAB的人直接动手剪，而《生根》它是好是坏就全都在一念间了。
　　一般来说，电影都是边拍边剪，有容错率，剧组导演每拍一段都会叫人送去冲印, 主创团队每隔几天就要一起看次样片，看看摄影、灯光、走位、表演、有没有穿帮。如果哪里出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回头补拍，没问题就让自己厂的剪辑师用底片剪，导演正式关机那天剪辑都能完成初剪。可谢兰生囊中羞涩，经不起这样的消耗。
　　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。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，没有省略，没有火柴人。在脚本上，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。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，像在对待珍宝，他甚至还花了两天专门练习写英文字。英文字贴不太好买，他连跑了几家书店。
　　跟LAB的剪辑师打电话时，谢兰生手都在抖，冰凉冰凉的。
　　他用蹩脚的英文说：“是这样的……我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。我并不在16家国营制片厂里上班工作，是自筹资金、自己拍摄《生根》这部文艺片的。现在，我的钱只够洗一次，就一次，所以不能看样片了，甚至不能看底片。底片冲好就直接剪，没有重来的可能了。”谢兰生跟ABC LAB客户部已经沟通过几次了，知道自己这25万块都能做些什么事情。后期每步都太贵了，几万几万的。去澳洲也非常昂贵，机票就要好几千了，还要吃饭以及住宿。
　　剪辑师叫Nathan，已经剪了20年片子，经验非常丰富，连他也被谢兰生的要求给吓到了，说：“Wow，谢导，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客户选择这种方式。不知道您是否了解，底片一剪，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，我们建议别动底片、剪copy的样片。”
　　谢兰生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胶片经过显影、停显、定影、干燥等步变成原底片，呈现负像，而原底片只有一个，非常珍贵。
　　他不仅知道，他还去过洗印厂。洗片大厅里充斥着卤化银药剂的味道，与胶卷的味道一混，比荷尔蒙还要迷人。工作台上有剪胶片的小铡刀，还有用于做标记的白色记号笔。当时那家厂子是用自动卷片的剪辑台来剪辑的，下面挂画面拷贝，上面挂声音拷贝，一部普通国产电影至少要用十本胶片，加在一起3000米长，让谢兰生印象深刻。师傅们跟导演、摄像商量前期的测打光，让对方务必考虑周全，因为后期很难调整。
　　顿了顿，谢兰生说：“是这样的……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。”
　　“对，我收到了。”
　　“嗯，您能看到，分镜头表比较详细，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。同时，因为需要节省胶片，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。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、第130页以及第195页，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，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，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……还有，为给后期提供方便，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，可以对上。”
　　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，语速很慢：“OK……OK……我了解了……”
　　“对不起，我也没钱去悉尼了——”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，“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、剧情、人物性格、还有伏笔。”
　　“嗯，您说。”
　　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，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词。他对莘野还演练过，莘野说他都能明白。
　　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，还反问了几个问题，谢兰生都一一答了。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，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，可谢兰生真的没钱。
　　最后，谢兰生说：“Nathan，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。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，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，抛砖引玉，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、一点激励。”
　　Nathan道：“我理解。”
　　“我……”谢兰生几乎是在乞求地说，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但是，如果您能把它当做您自己的片子来做，我一定会从我心底里感激您，并且永远铭记您的这份善良。”他希望能得到支持。
　　听到“always remember your kindness”，Nathan被震了下，半晌后才道，“说实话，只剪一次，只冲一次，即使对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。你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也不就多说什么了。我没办法保证任何事，我只能说，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但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　　谢兰生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　　放下电话，他长舒了一大口气，感觉自己非常幸运。
　　搞定了。谢兰生会相信Nathan，相信对方能给《生根》最合理的剪辑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现方式，也相信Nathan并不会把相对简单的《生根》剪辑给搞砸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把摄影机还给北电，把灯光还给在开广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张世杰王中敏（第1章 ），谢兰生把几本胶片按照顺序整理了下，便郑重地去邮局了。
　　他要把《生根》的胶片寄到遥远的澳洲去。
　　小红小绿都不在，莘野已经去上海了，谢兰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办理邮寄。
　　在谢兰生家旁边的邮电局东四十条所，谢兰生跟柜台阿姨买了一个大纸壳箱，把封好的《生根》胶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去，称了重量，贴了邮票，接着抱着小纸壳箱，右手掏出一张白纸，问对面的柜台阿姨：“那个，这张说明，可以贴在盒子上吗？贴在哪里比较合适？”
　　柜台阿姨十分不耐烦，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北京大妈嗓门超大，谢兰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这个趋势，谢兰生总觉得不妙。
　　谢兰生答：“给海关的一个说明。”
　　“哈？”
　　谢兰生又大了点声儿：“给海关的一个说明。”
　　这是莘野曾告诉他需要准备的东西。谢兰生活了22年多从没寄过国际包裹，也不知道向澳洲寄电影胶片需要清关，然而前几天，就在他刚下定决心要去澳洲做后期后，莘野给他打电话说“一切发往国外的东西都可能被对方国家的海关开箱查验”，让他准备一个显眼的“attention”字条贴在箱子上，同时也贴在每盒胶片上。
　　白纸上，有谢兰生用中英文给海关写的请求信：【内含胶片，不能见光，恳请海关谨慎开箱。】是用粗黑的笔写的，非常显眼。
　　虽然知道邮电局并不会管违法拍电影，可谢兰生还是心虚，拿着纸条遮遮掩掩，怕被看出他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坏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