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那天起，莘野晚上放下工作，只当助理，他白天在深蓝影业会从8点干到5点，晚上则在自己家里从6点做到1点。兰生知道这样很累，可莘野却并不在意，说，手抖的“病”不用难过，他们可以一直这样。
　　幸好，在服用了一些药后谢兰生的病渐渐好了，前后花了三个来月。连医生也说不清楚究竟是药治好的，还是兰生自己好的，可他说：“谢兰生的压力骤降对于康复大有助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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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接着是2012年。
　　7月，北京暴雨，溺亡79人，一时之间，“排水系统”在网络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。
　　上半年，日本政府要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，将其“国有化”，8月15日，香港7名保钓人士登陆岛屿宣示主权，被日方扣押，中日关系再至冰点，9月15日，中国出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40年以来，最大规模反日示威。
　　10月，莫言“击败”村上春树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　　11月，中国换了领导班子。
　　还是这一年，“浑水”狙击中国企业，东方纸业等纷纷中招。张一鸣推出“今日头条”，程维推出“滴滴打车”。
　　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，某部喜剧票房竟然超过10亿。2003年，中国电影的总票房每年上涨30%左右，2009、2010、2011更是达到了50%。
　　对电影及独立电影，2012年都是转折性的。
　　胶片失去往日辉煌，它的衰败猛如迅雷。导演转为数字拍摄，而2012年是分水岭。胶片业务一落到地，在短短的一段时间，全国上下的电影院不再接受胶片电影了，胶片电影要转数字才能播放。上海电影技术厂曾在2003年到2011年，八条生产线全部开放，百名工人同时操作，仅四年后，2016年，它作为中国最后一条胶片电影的生产线，正式关闭，《长江图》是“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”，而同一时间，好莱坞的大工作室仍会生产胶片电影。
　　对于这个发展趋势谢兰生是不适应的。他总觉得，数字有数字的好处，胶片有胶片的好处。数字拍摄画质更高，学生也能拍摄出来非常清晰的电影，同时，它对“演技”的要求是大大大大地降低了。演员可以拍摄N次，后期制作也如魔法。它的放映同样简单，打个比方，IMAX胶片的片盘直径是一米八，胶片、片盘有800斤重。放映时，四个片盘同时动作。放映员要学习一月放映才能确保成功。
　　但，谢兰生认为，数码画面由像素构成，胶片画面由颗粒构成，这“颗粒感”非常适合某些题材，比如需要紧张气氛的，而数字呢，如此丝滑，如此冰冷。另外，色彩、影调上，胶片电影远远凌驾数字电影，它能体现光线变化，更加真实，更加细腻，宽容度更加大，成本高昂，色彩美丽。胶片暗部并非全黑，有朦胧感与虚化感。而且，有时，胶片电影因为“失焦”也更立体，拍摄对象会有晃动，不会一帧是一帧，一个平面是一个平面。
　　谢兰生他还挺怀念胶片电影的时期的——一般人都扛不起来的摄影机“砰”地一声落在片场，非常非常有重量感，所有人的注意力因摄影机而高度集中，他们知道“这是片场”，对片场产生敬畏。而现在呢，片场的人更加关注片场外头的监视器，还总觉得“可以重拍”“可以处理”，一决胜负的感觉没了，主创、演员全变懒散了。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，数字拍摄可以缓解男女演员的紧张感。
　　谢兰生觉得，中国电影的投资者对于“利润”过于看重了。诚然，数字大大降低成本，发行成本降低了90%，可这成本总归要在其他地方还回去的，比如演员、宣发。
　　因为真的不大知道数字版本能存几年，电影公司还是会做拷贝出来，好好藏着。
　　对于独立电影来说，2012也是分水岭。
　　这年，被北电的学者称为“独立电影的强拆年”。
　　三大独立电影展，一个都没能顺利举行。
　　2000年后，DV一代登上舞台，独立电影如火如荼，三大独立电影展在两三年间相继成立，2007年左右到了巅峰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，一个在昆明，而除了这三大影展各地也有中小影展，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甚至争论。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并没有广电批文，但，有高校的展览备案与艺管的展览备案。他们基本放映的是没有许可的电影片，少量兼容有许可的电影片。
　　据说，广州纪录片大会在2003年被电视台创办之初，广东当地有关部门曾向上面要求取缔，而且，还绕过了中宣部，直接递到一把手那，最后拿到的批示是“给年轻人一些空间”“注意加强管理工作”，这可能是指导思想。
　　可2012下半年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。在此之前，官方只做“精准打击”，比如，它们认为某部片子存在问题、不适合放，会通知举办方说“拿掉拿掉，不适合放”，可2012年呢，北京影展首先出事，可能因为，这届影展政治色彩的参展电影比较多，有两三部，而且，北京影展属“死硬派”，地点偏偏还在艺术家云集的北京宋庄。
　　关停方式简单粗暴——断电。
　　这个北京独立影展刚刚完成开幕仪式，突然，现场没电了。
　　北京8月的热浪里，独立电影节被断电，所有参展的电影人静静坐在黑暗当中。
　　接着，10月，南京影展“因故延期”。其实，在整个10月期间，组织者的组织工作就受到了一些压力，不同部门向组委会提出不同的要求，比如，不要出现国际来宾，不要进行公开宣传，提供参展影片备份，不要举办公开放映……但主办方为了保护电影导演没给资料。最后官方失去耐心，决定结束一切。
　　南京影展前一个月，合作影院接到电话，“不可以提供场地”，于是，组织者在大学里面签约礼堂、筹备影展，可大学也接到电话，最后，连敲定的民间展厅也被禁止参与其中了。场地没了，影展实在办不起来、做不下去，不过，一众评委却还是到一家酒店做了评奖。
　　到下一年，在云南的独立影展也没有能办的起来。这个影展在几年前因某片子出过次事，那回他们搬到大理，在阁楼上做了交流，可这回，连大理也不接收了。
　　三大影展遇到困难，中小影展也被关停。北京影展在2013年时又坚持着办了办，可再下一年，据说，负责人被警方带走，签了停办的承诺书，官方同时还带走了10年间的电影成片等。而南京影展呢，一直坚持到了2020年，才宣布永远关停。
　　不过，也并不是没有影展在压力中存活下来。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成立于06到08年，以艺术/独立电影的名义拿到了广电批文，兼容无龙标电影以及有龙标电影，半民间半官方，从“地下影展”过渡到了“独立影展”。它们全都比较“聪明”，打“青年”等等招牌，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地方政府大力支持——地方政府既想以此吸引游客拉动经济，也希望日后拿到“电影节”的批文，因为当时只有北上两座城市可以举办“国际电影节”。在西宁的某个影展后被诟病长袖善舞，可它至少坚持下来了，还在放映“无龙标片”，甚至粗糙的小成本片，且越办越好越来越火，为独立电影人提供资金、舞台以及未来。这是后话。
　　总之，2012年，官方态度发生变化。
　　对这，兰生还是有些难过的。他自己是大导演了，可以跟官方谈话，并试图说服对方、改进审查、推动发展，并未一味地对抗了。可，大量新生的导演们就此失去一个舞台，他也还是有点悲。要知道，官方的电影节有技术标准，很高，而用DV拍电影的根本无法达到标准，开心交流的场合没了。另外，谢兰生他一直感觉审查还是太严格了，他挺希望在电影节见到一些新东西的。
　　说白了，审不审查核心在于“公民是否需要指导”。谢兰生他忍不住想，若电影观众成熟到了可以自己评判电影，到那一天，有无可能，官方可以放弃审查？虽然，这听起来太缥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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