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兰生又想要哭了。
　　“谢导，”那边莘野又说，“今早影评也出来了。我念一些给你听听？”
　　“好。”谢兰生深吸口气，在心里面做好准备，“你念。”
　　他估摸着没有好话。
　　他从记者那儿听说，《圆满》这种家庭写实是新电影所摒弃的，是守旧的，要被打败。
　　“嗯。”莘野开始念报道了，“国际影评人协会的：‘出乎意料，今年柏林电影节第一天就开始发光了，这在以往是没有的。’”
　　谢兰生：“……”
　　“《德国之声》的：‘中国电影大放异彩，索票的人排起长龙。’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还有，xxx的：‘今年，《圆满》作为开幕影片对后出场者是个灾难。它拉高了观众期望，后面出场的电影都免不了被与《圆满》做对比，而后，可能一败涂地。’xxxx的：‘这部《圆满》充分证明了家庭写实永不过时。’还有，‘电影包含着导演对拍摄对象强烈的爱与关心。’”他签下的媒体公关邀请到了许多记者，因此报道铺天盖地。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莘野念了不少评价，谢兰生简直不敢相信。
　　直到莘野挂了电话他还感觉是在做梦。
　　他忍不住想：莘野是否在骗他呢？《圆满》真有那么好吗？是不是，因为柳摇那个事儿，莘野担心他太难受，所以瞒他并且骗他，让他心里好过一点？这样，等12天后他的心情平复一点了、理性一点了，再告诉他虽没拿奖可是各方评价很高？继续骗？
　　这似乎也挺可能的。
　　虽然几个香港记者也先后给他发了祝贺，然而措辞十分客套，也看不出是真是假。他们几个不在柏林，也都是听别人讲的，谢兰生也不好意思从他们那打听消息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谢兰生又开始焦虑了。
　　他连续两晚都只睡了三小时到四个小时。
　　而在最后让谢兰生相信些也平静些的，竟是一个挺出乎他自己意料的老朋友。
　　森田小姐。
　　在展映的两天以后，兰生突然接到一个日本翻译打的电话，他说自己正好出差到中国来进行交流，也是森田的好朋友，又说，森田正在柏林卖片，看到了《圆满》展映，于是请他向谢兰生转交一个小礼物，祝谢兰生旗开得胜。
　　谢兰生还挺意外的，立刻就按对方说的念了一遍家庭地址。
　　于是，森田小姐的好朋友带着礼物上门来了。
　　谢兰生本以为森田送的礼物会是娃娃、或者和服、扇子、陶器这些东西，因此，当对方把礼物拿出来时，谢兰生呆了。
　　那竟是一把日本刀。
　　日本刀，是日本人送朋友的最高级别的礼物，代表最高级别的敬意。
　　古代中国也有刀礼，是非常庄重正式的礼仪，象征二人是知音。三国吕虔有一宝刀，据说，佩带便能位列三公。吕虔得到王祥帮助后便把刀送给对方，认为对方有资格，王祥后来真成三公了，于是有了“赠刀”这词，张大千还画过这个，李白、岳飞也都写过赠友人刀的诗词。现在中国基本没了，可在日本却仍流传。日本人对菊与刀这两个物件最有感情。
　　“谢导，”森田那个朋友又说，“森田这次并未入围，只是去卖片，她在会场看了《圆满》，非常非常感动，说谢导您更厉害了。知道我来，便请我带这个礼物并祝你们披荆斩棘、马到成功。这是日本名家锻的，森田也是刚刚拿到。另外，她请我到东京外的一家寺庙帮您祈福了。她说，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　　“……啊。”谢兰生说，“谢谢森田了，有心了。我会准备一份回礼，也麻烦您带回去了。”
　　谢兰生还挺感动的。他与森田两个人间的语言就从没通过，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，他们的交流甚至有一种沉默的庄严。
　　谢兰生想，既然森田也被感动了，也许，《圆满》真的很好看吧。


第68章 柏林（五）
　　在《圆满》被展映以后, 各项活动也开始了。
　　莘野签的媒体公关确确实实尽职尽责, 它们请了几乎所有重量级的记者观影, 又根据题材还有内容，凭多年的经验积累请了他们认为会很喜欢《圆满》的影评人，重点是大影评人, 也有小影评人——这些人在专栏、博客等等地方发表文章，会影响到读者受众，进而影响到评审团。而对于那些极大可能对《圆满》并不感冒的, 公关也没自取其辱。
　　于是, 展映的第二天，因为策略十分得当, 同时电影质量过硬，《圆满》成了大热门, 而开幕影片成大热门在过去是非常少的。
　　莘野还办记者会、party，还是, 媒体公关负责邀人。能在欧洲当记者的肯定英文都过关了，而莘野的英文通顺，交流起来毫无障碍。翻译经常不懂电影, 也未必能表达完全, 而且隔着一个翻译也说不了太多的话。莘野说了不少可以让记者们大写一番的。
　　莘野还在官方场刊上面买了两个广告。两个广告都不便宜，莘野自己填了成本，但谢兰生一无所知。
　　对“造话题”媒体公关也还感到挺新奇的，但是赞同。于是，一波一波地放出去, 不同媒体分类讨论，持续造势，不让《圆满》遭遇降温。
　　而在宣传的同时，莘野还要负责卖片。他弄了个试片间，喝着咖啡，西装革履地等片商在试片间看完片子，再讨论。而后，不管对方出什么价，莘野全都只摇摇头，说要看过其他片商开的条件后才能定。各大片商都觉惊讶，因为中文的电影能到掉欧美的非常少，莘野竟然如此自信，《圆满》似乎非常抢手。这样一来，各方报价越来越高。
　　谢兰生觉得，莘野真是一个奸商。
　　…………
　　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谢兰生也不是没事。
　　莘野毕竟只是主演，他谢兰生才是导演，因此，对于几个大的报纸、杂志的专访，莘野安排隔空做了。谢兰生把可能问到的问题都准备了下，还让莘野在电话里修改句子、纠正发音，花了好几天。
　　其实，谢兰生的英语水平在国人里是非常好的。他本身是全校前三，分数都能上科大了，他还生在首都北京，很早就有收音机了，自己学《许国璋英语》。而那时候中国学生普遍不行的口语，他居然还好。他常常去北京公园的“英语角”跟人聊天，每回准备一个话题，那儿总有一些“老外”，他就听听人家说的。他也经常看内参片，每周一次甚至两次，琢磨剧本、琢磨台词，发音要比别人地道些。四年前拍《生根》那会又跟莘野也学了些，后来为了参加比赛还更努力地报班练习，比在当年在学校时又进步了。1995年，北京也有外教了。
　　莘野把相对小的专访放在前面，把几个大的专访放在后头，谢兰生则按照顺序，一个一个地聊过去。
　　这天，兰生做了参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专访。
　　对方是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来电话的。记者去了莘野房间，莘野直接拨通号码，并且坐在记者旁边随时准备充当翻译。谢兰生的水平他知道，可能会突然卡壳，也可能不会。
　　电话接通，记者Leon问：“您好，是谢导吗？”
　　谢兰生说：“您好，对，谢兰生。”
　　那边Leon说：“我是德国《xxxx》的记者Leon……”
　　介绍过去，进入正题。
　　第一part是关于《圆满》的。
　　Leon问了不少问题出来，比如：“您最初是如何想到把同志当主角的呢？”
　　“嗯，”谢兰生说，“我知道，同志权益这个话题正在欧美受到关注，其实，在中国也是一样。今年‘世界妇女大会’刚在北京成功举办，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在大会上被讨论了。北京组织中国彩虹刚发布了公开信。我在北京王府井也见过同志做活动，虽然……立刻就被扫摊了。我注意到，在中国的这个群体与欧美的现状不同，他们需要结婚生子，会面临家庭压力……另外，事实上，同志只是一面镜子，我想讲的还要更多。如同‘郎英’说的那样，在东亚文化里，集体主义、集体荣辱的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人都要为集体买单，于是形成集体压迫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