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我害怕‘他’，‘他’让我成了村子里的异类，就连语文老师和秀秀姐都不敢再接近我。秀秀姐其实也是老师，教的是舞蹈。她曾经那样温和地鼓励我，目睹我砍人之后，看向我的眼神却变成了恐惧。我叫她，她却步步退后。那种感觉太奇妙了，就像照在我面前的光一寸寸离我远去，将我留在了黑暗里。
　　后来很多年里，我都记得她在教室里给我们跳舞的样子，‘他’……也一定记得。只是我记住的是秀秀姐给与我的照顾与爱，‘他’记住的却是秀秀姐那畏惧的眼神，和冷漠的遗弃。
　　16岁时，我在政府和志愿者的帮助下，离开了老家，坐在城市明亮的教室里。我的成绩很好，老师总是表扬我。‘他’很久没有出现，我刻意忽略他，久而久之，好像‘他’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
　　我上了大学，学的是心理，靠助学贷款顺利完成学业，毕业后，我进入一个不错的心理咨询机构。如秀秀姐所说，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。至少，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。积累够了经验之后，我在谦城开了属于我自己的心理诊疗所。和沿海城市相比，这里相对落后，人们对心理疾病不重视。这正是我选择谦城的原因，发达城市有很多知名心理医生，在不那么发达的地方，我可以帮助更多人。
　　我接诊了一个孩子，他叫屈笛。老实说，他已经不是小孩了，可10岁那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让他的心理停在了那一年。越是了解他，我越是感到难过，他的遭遇和我相同，他的父母为了不让别人知道，不断向他灌输‘你错了’、‘被伤害是丑事’之类的观念。他的心病非常严重。我尝试帮助他，但在帮助他的同时，我不断想起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
　　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‘他’回来了。
　　每个人都在谈论‘恨心杀手’，包括我，但直到付军河先生带着音频来找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就是‘恨心杀手’。
　　我潜意识里对于侵害的恐惧招来了‘他’。我终于明白‘恨心杀手’为什么专挑喜欢跳舞的女性下手。因为她们代表秀秀姐，‘他’恨秀秀姐。
　　我请求付军河先生给我时间。我决定和‘他’谈一谈。
　　我不能再待在谦城，每天睁开眼，看见谦城的一切，我都感到痛苦。多年前我选择谦城，是为了帮助这里患有心理疾病的人，而现在，我成了一个刽子手。
　　我回到彤城，尝试治疗我自己。但是我失败了，我和“他”一样，都是杀人犯，“他”不是别人，‘他’犯过的罪行，也是我所犯的罪行。
　　原谅我的懦弱，我不敢面对警察，更不敢请求谦城人民的宽恕。但我保证，‘恨心杀手’将不再存在，再也不会有人会因为‘恨心杀手’而死。
　　因为，我会杀死他。”
　　视频的末尾，邱辉面对摄像头跪下。后面是一段静止的画面，他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身后是白茫茫的大雪。
　　整个谦城警界，没有一人想到“恨心杀人”系列案竟然以这样的方式“自产自销”了。视频已经播完很久，龚献还坐在桌边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显示屏。
　　花崇在他肩上拍了拍，向走廊上走去。
　　自始至终，他都保持着冷静。七年前的案子和现在的两起案子看似已经侦破，但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谦城警方去一点一点核实。
　　而这些命案背后的悲剧，让他分毫感觉不到重案侦破后的轻松。
　　当年是哪些人在寰桥镇作恶？被他们伤害的孩子有的靠着自己和家庭走了出来，有的却和家庭一起深陷泥潭，萧欢跳楼自杀，屈笛被困在孤独的世界中，而余俊在经历了一个无助且迷茫的少年时代后，走入一段新的人生，余俊至今在为被害儿童发声，可令人唏嘘的是，他的发声却让他死在了受害者父亲的屠刀下。
　　付军河犯了罪不假，可悲剧的始作俑者却还逍遥法外，没有受到任何应有的惩罚。
　　同样，邱辉也是受害者。伤害他的人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　　理性来讲，花崇清楚，因为无法取证，警方无法将二十年前伤害余俊、屈笛的人缉拿归案。寰桥镇民警当年面对的困局，依旧是谦城警方，乃至特别行动队面临的困局。
　　这样的理性让花崇深深感到无力。
　　走廊上暂时没有别人经过，花崇停下脚步，轻轻靠在墙上，疲惫地闭上眼，不由得想，二十年前如果余俊和屈笛没有被伤害，他们的人生，以及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就是另一番景象？
　　答案是肯定的。
　　折磨重案刑警的，从来不是沉重的破案压力，以及由此而来的超负荷工作，而是当你侦破了一起命案，却发现命案背后藏着一群无法被法律制裁的人，发现当初的受害者成为加害者。
　　走廊的另一端传来拖拉的脚步声。
　　花崇睁开眼，看见两名警员正带着屈笛走过来。
　　付军河承认杀死余俊和胡彤，交待了大量细节，但屈笛和张蕊芬作为重要相关者，也必须接受问询。
　　屈笛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正在好奇地张望，走走停停，而两名警员沉默地等着他。
　　从花崇身边经过时，他看向花崇，竟是“嘿嘿”笑了两声。
　　花崇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付军河在审讯室里的样子，还有那一把嘶哑的声音，“我认罪，但是请求你们不要告诉屈笛真相。这是我身为父亲，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”


第62章 孽爱（20）
　　案情已经明朗，但付军河与“恨心杀手”背后的黑雾却不是一天两天能够驱散。儿童性侵，尤其是乡镇地区的儿童性侵，需要的不仅是警方的努力。
　　特别行动队尚未离开谦城，汪小春却要回去了。离开之前，他来到市局，想见花崇一面。
　　“余俊不在了，我回去之后，就把舞蹈工作室解散掉。”与第一次面对花崇时相比，汪小春显得更加平静，“我和余阿姨商量过了，余俊留下的钱，还有工作室剩下的钱全部由我打理，作为儿童侵害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基金。”
　　说到这里，汪小春的声音轻轻颤抖，眼尾泛红。他扬起脸，望着天花板，用力吸了口气，才继续道：“社会在进步，像我和余俊，还有屈笛这样的受害者应该越来越少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余俊他们能够说出来，坦然面对这种事，周围再多一点宽容，少一点议论，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”
　　花崇轻轻叹息。汪小春说的，又何尝不是他，还有特别行动队、谦城警方思考过的事？当年有罪的并不是余俊和屈笛，而是伤害他们的成年人，可是因为害怕被议论，张蕊芬和付军河不让他们说出来，甚至还对他们灌输“你们也有错”这样的观点。
　　他们有什么错？
　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辜受害者！
　　“我和余俊经历过一样的事，他的一切迷茫，我都感同身受。如果倒回去，我也许还是没有办法勇敢说出来。”汪小春说：“因为那时候的我，只是一个弱小的孩子。”
　　“但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有力量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孩子。”汪小春的眼中闪烁着泪光，“我想余俊也一定想帮助那些孩子，否则他也不会一次次在直播里呼吁粉丝关注儿童侵害。他这人其实很矛盾，开个帮助孩子们的账户还要用我的名字。他心里还是有阴影，他骄傲又自卑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吧。”
　　花崇点头。骄傲又自卑，这的确是余俊的真实写照。
　　“那么他想做的事，就由我来继续做吧。”汪小春抹掉眼角的泪水，“基金以他的名字命名，旨在为受害者提供心理援助。将来有能力的话，还要协助警方将加害者绳之以法。”
　　最后，汪小春站起来，“谢谢你们找到了杀害余俊的人。”
　　花崇也站起来，“这是刑警的职责所在。”
　　但凡涉及儿童的案子，就让人轻松不起来。谦城这一系列案子的嫌疑人和被害人虽然都是成年人，可他们被侵害时却都不满14岁，加害者和社会、家庭一步步将他们推入深渊，即便已经过去二十年，仍让人难以释怀。